楊祝良 行走在高山峽谷(講述・一輩子一件事)

楊祝良 行走在高山峽谷(講述・一輩子一件事)

楊祝良在野外拍攝蘑菇生長。   資料照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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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祝良學習期間留影。  資料照片

人物小傳

楊祝良:1963年生於雲南省曲靖市,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、東亞植物多樣性與生物地理學重點實驗室主任,專注真菌研究30餘年,已發現4個新亞科、21個新屬、260餘個新種。他爲大型真菌繪製族譜,通過編纂書籍、製作宣傳掛圖等方式,幫助人們提高防範能力,以降低雲南野生菌中毒事件發生起數、中毒和死亡人數。

在昆明,即便進入雨季,大多數食用野生菌仍無法人工繁育,不少野生菌價格依然高企。然而,曾經很貴的羊肚菌,這兩年價格卻大幅下降。“你們在市面上看到的羊肚菌,應該是人工種的。多虧咱們現在人工種植技術水平高,大家纔有這樣的口福……”一進楊祝良的辦公室,映入眼簾的全是菌類期刊專著,楊祝良侃侃而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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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工作主要是爲大型真菌繪族譜、認‘親戚’”

中國是羊肚菌科物種的世界分佈中心,乍看一樣的羊肚菌,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,卻有30多個不同物種。從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、又高產穩產的物種,談何容易?前後10多年,楊祝良團隊只要出差就在全國各地採集菌株,終於篩選出十幾種適合人工栽培的菌株。投放到市場,第一年便見到了效益。可轉年再種,有的菌株卻出現明顯退化,“有的產量驟降,有的乾脆不長。”楊祝良帶領團隊再次聚焦羊肚菌,在基因層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。“現在只要檢測兩個基因,就能判斷菌種是否退化、是否合格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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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大型真菌,既有很強的科研價值,又有廣闊的市場前景。楊祝良說:“我的工作主要是爲大型真菌繪族譜、認‘親戚’。這就好比一個大家族裏可能有10多個家庭,每個家庭裏又有不同的成員。哪些能放心吃,哪些有毒,這些研究清楚了,才能進一步考慮產業發展的問題。”楊祝良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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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,楊祝良團隊瞄準了被業內評價“很棘手”的牛肝菌科分類。他們聯合國際同行,借到了國內外重要標本館的大多數代表性研究材料,終於收集到了全球該科60餘屬約400種的2600餘份標本樣品。“借標本、分析基因組是我們非常常規的工作,雖然看似有些枯燥,但看到收集到的標本樣品越來越多,我還是樂在其中。”楊祝良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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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3月,楊祝良團隊在國際真菌學主流期刊《真菌多樣性》上發表論文,首次構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統發育框架。緊接着,他們對我國牛肝菌的物種多樣性進行了系統研究,澄清了一大批分類混亂的菌種;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被國際權威專家譽爲牛肝菌研究的“里程碑式成果”。楊祝良說:“能出這樣的科研成果,不是因爲我們多高明,而是得益於我們國家的發展。”

“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,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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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祝良的科研離不開實驗室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應用,但去野外發現新的野生菌,依然是楊祝良最大的期盼。他說:“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,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。”

1998年夏,楊祝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科考。生於雲貴高原的楊祝良沒想到,自己竟然在海拔3000多米處產生了高原反應。心跳每分鐘120次,躺在牀上像跑步,“跑”了一晚,第二天連走路都吃力……科考隊長勸楊祝良回去,楊祝良想都沒想便拒絕了。他說:“要是不堅持住,以後永遠也不能站上世界屋脊,這會成爲我科研生涯中的一個短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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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週後,楊祝良身體逐漸適應,甚至比最初照顧他的同伴走得還快、爬得還高。他說:“那會兒就想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,抓緊機會考察。”也是在那次科考中,楊祝良意外地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草甸發現了野生菌。“一般認爲野生菌應該長在植被茂密的林下,可爲何出現在植被稀疏的草甸中呢?這本身就是很好的科研題目……”楊祝良說,現在,自己的學生到了野外,車一停就會全都鑽進大山。野外採集雖然辛苦,卻能夠給科研人員帶來重要的啓發。

楊祝良對於科研始終全身心投入。他曾大年三十沒有離開研究所,也曾堅持每週六天半時間“泡”在實驗室裏。在國外讀博期間,他還花了兩年時間,到野外森林中尋找不能人工栽培的鵝膏菌幼齡個體供研究之用,最終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新觀點,後來還被外國同行收入到研究著作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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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底楊祝良完成國外學業回國,他立即開展研究、申請項目並獲得批准。恰在此時,楊祝良收到國外研究機構的邀請,但他選擇了留在國內。“國家培養了我,正是出成果的時候,我不能離開。”楊祝良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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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科普有時候比科研論文更重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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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從事的是基礎研究,但楊祝良並不想躲在象牙塔裏。“選擇研究方向時,要結合大衆生產生活的需要。”他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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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界每年誤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,有90%以上都是因誤食劇毒的鵝膏菌所致。中國共發現了12種劇毒鵝膏菌,其中一多半要歸功於楊祝良團隊。“劇毒鵝膏菌含有一類環肽分子,可能對癌症靶向治療有幫助。從基因的角度研究爲何會演化出這類毒素,還能更好了解整個地質歷史時期蘑菇的進化規律。”楊祝良說。

上世紀90年代開始,雲南山區和半山區出現100多起“不明原因猝死”,一直沒有找到原因;民間生出各種謠言甚至迷信的說法。中國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聯繫到楊祝良,並通過與國內多學科、多個研究團隊聯合攻關,最終發現事件背後的元兇之一是毒溝褶菌。於是,除了撰寫科研論文,楊祝良還和同事們編寫了科普宣傳冊,教當地人掌握這些毒菌的特點,遠離它們。“不明原因猝死”現象少了很多,迷信謠言也不攻自破。

“科普有時候比科研論文更重要。”科普活動沒法申請項目,也無助於職稱晉升,但他說,科普也是科學家的重要工作。“科研語言要準確專業,但科普得通俗易懂。”楊祝良團隊2015年出版了《中國鵝膏科真菌圖志》,可以幫助大衆區分可食用和有毒的鵝膏菌。“記住兩點,普通人就可避開大多數毒蘑菇:一是‘自己不熟知的蘑菇不吃’;二是‘頭上戴帽’‘腰間繫裙’‘腳上穿靴’的蘑菇不吃。”楊祝良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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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,雲南省發生野生菌中毒事件的機率已大幅下降。而這背後,既有食品安全、疾控部門的努力,也與楊祝良這樣的科研人員的深入科普密不可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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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,楊祝良最喜歡別人叫他“蘑菇先生”。“這還是一位小學老師起的。當時我去給一所小學做科普,老師介紹我時叫我‘蘑菇先生’,我覺得特別準確,我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?”

因爲熱愛 所以執着(記者手記)

對科研,楊祝良近乎癡迷。爲了蒐集科研材料,他和同事跑遍山山水水;爲了早點獲得科研成果,過年期間他也會去“泡”實驗室。越是遇到科研難題,楊祝良越有動力。做科普,楊祝良樂在其中。他提出的兩個標準,讓高大上的科研成果成爲雲南山區羣衆吃菌的常識,極大減少了因爲誤食毒蘑菇導致的中毒事件。

因爲熱愛,所以執着。楊祝良說,研究蘑菇是一項偏冷門的學科,但他從不覺得自己是在“坐冷板凳”。業界的認可,還有被叫做“蘑菇先生”,讓他始終內心火熱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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